周又郎——當今陶印第一人 

稍通文墨的，都知道“印”是怎么一回事。印的材料，古代多用銅、銀、金、玉、琉璃，后又加入牙、角、木、水晶等料。元代以后石章盛行。說到以“陶”制印，不要說“外行”、就是“業內人士”，也是久違的了。考其原因，陶印作為先秦時期的一門藝術，后因金石家們對材質的不斷苛求而逐漸絕跡。

1990年夏天，中國古琴藝術國際交流會在成都舉行。周又郎先生揀來9塊碎磚頭，打磨打磨，執刀信手刻出形態各异的9條龍，再沾點印泥。蓋在宣紙上，就成了精美的條幅——周又郎《九龍陶印》。一位以收藏中國書畫為業的日本友人看后，愿以l50万日元購買，周又郎先生卻愿以150万日元購買，周又郎先生卻不賣，他把《九龍陶印》送給中國古琴藝術國際交流會，作為大會紀念品，饋贈各國專家和代表。他要以此告訴世界，中國人就是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台北師范大學的梁在平先生激動地說：“我已經80歲了，過去只在文獻上看到我國古代有陶印藝術的記載，這次目睹了周先生的杰作，覺得這真是了不起的古典藝術品，堪稱民族文化的瑰寶！”

周又郎，1929年出生于峨眉山下的符溪鄉。小時候，他便經常到山上溝邊去揀些礫石，琢磨著學習篆刻。抗戰期間，張瀾、馮玉樣、于右任、徐悲鴻等人曾在峨眉山大峨寺居住，而周又郎的舅舅行寬法師是該寺的主持，因此他便得以常常進出寺廟。山上有一位叫行憨的居士精于金石之藝，張、馮都曾托他將自己撰寫的几幅抒怀明志的聯句篆刻成印。小又郎當時還為馮將軍牽過紙、磨過墨。所有這些耳濡目染，給了孩提時代的周又郎以重要的藝術熏陶，至今他還保存著徐悲鴻先生贈送的印章。以后，周又郎師從郭沫若的恩師、著名古文字學家帥平鈞先生習學篆書，到中年以陶制印，又得著名金石家曾右石先生指導。周又郎先生古稀之年曾總結說：“老年來作出三件新事：一是發掘東周陶印，創作了40多套現代陶印譜，計有1400余件陶印譜流入國內外專家學者之手，被20多家報刊載文高度評介，并譽為‘當今陶印第一人’。二是以獨特的行篆，參加多种書畫大展，先后被美、日、德、澳、新加坡和港台名士以及寺廟、碑林、辭典錄人和收藏1000余幀；為道教發源地鶴鳴山題寫的‘道源’碑載入日本《中國道教之現狀》，并与十世班禪畫師洛松向秋共寫《藏漢同壁》。三是創作出以中國傳統碑刻藝術和西方寫實藝術相結合的現代(石)版畫。”

說起周又郎先生制作陶印，同很多的“故事”一樣，也是起源于“不經意間”。1973年，原四川溫江地區計划生育委員會請周又郎先生刻制一些宣傳計划生育的圖章，為了節省材料費，他揀了些磚頭瓦塊，磨平了雕刻出“只生一個好”、“提高优生質量”等內容的圖章。也是沒想到雕刻出“只生一個好”、“提高优生質量”等內容的圖章。也是沒想到的事情。這些篆刻竟獲得了地區金石篆刻一等獎。意外的收獲給了周又郎以极大的鼓舞和啟迪，使他揚起了駛向陶印藝術彼岸的風帆。

原來，10歲的周又郎，就在峨眉山下參加了著名教育家趙君陶老師組織的抗日救亡宣傳隊為了珍藏這段歷史和紀念恩師趙君陶，在周又郎先生已創作的30多件現代(石)版畫中，趙君陶老師的漢白玉石刻肖像作品醒目地擺放在“又郎畫室”的展台上。1953年，周又郎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從事戲劇創作。他的作品《朋友之間》等曾得到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高度贊揚。1964年3月20日，他們向周總理匯報演出，周又郎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總理；1965年周又郎應邀參加國慶慶典，再次見到了周恩來總理，1998年周總理誕辰100周年之際，周又郎先生飽含對人民的好總理的深情厚誼，將總理那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鐫刻在一方晶瑩的漢白玉上面。畫像下面是總理觀看《朋友之間》后留下的一句話：“我們都是同志嘛！”

說到陶印，我們要把它和“印陶”區別開來。用璽印在陶器未燒制前蓋壓并經燒制后留下的印樣，借以表明生產的地點、時間、器名、工名、物主、厂名、監制官府等等，就叫做“印陶”。而陶印則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的發達，篆刻材料品种的增多，篆刻家們對材料質地和美觀的追求，以陶為料的刻字藝術，在漢代以后被逐漸淘汰并歸于絕跡。

少年周又郎，在師從帥老夫子習篆的時候就對陶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在殘磚斷瓦上苦練篆刻藝術，一方面迷戀于搜集歷代的陶文、陶圖。他刻的《七琴陶印》取各代“琴”字造型，既是陶印，也是陶圖。還有《八駿陶印》、《中國歷代古陶龍圖印稿》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為了讓陶印這—古老的藝術重新煥發青春，使之既具現代感，又不失古朴典雅的韻味，周又郎先生遍尋古今磚瓦，將秦、漢直至清代与現代上海、西安、成都、大邑、邛崍等地的陶料加以比較研究，摸索陶印規律和刀法，偶有所得，即揮刀走筆，逐漸創出了一條自己的“刀筆同篆”的藝術之路。為了迎接香港回歸，周又郎先生萌發了以陶印表達“九七香港回歸”這—重大歷史題材的欲望。他怀著對殖民帝國主義的恨，對香港同胞的愛，對祖國光明前途的無限希望，不顧年高体病、眼底出血，花了近10個月的時間，精心設計完成了陶印《當歸銘》。堪稱一件將中華古典文化与民間藝術有机結合的珍品——1998年獲國際華人藝術大獎，授予作者國際華人杰出藝術家稱號。內容上，《當歸銘》是一首詩：“華夏容兩制，觀聚龍傳人。洗雪百年恥，共創新繁榮。”《當歸銘》由四方陶印組成，四方印又是四幅畫。第一方講的是中國版圖上容許兩种制度共存，是中國的偉大創舉；第二方表現中國人民在“一國兩制”体制下，實現了香港回歸，親人相聚，叩行大禮；第三方以“洪流”直衝“恥”字，“年”字的箭頭也直指“恥”字，表現中國人民不僅要雪恥，更要銘記過去那些恥辱的教訓；第四方是寫意章，下框丰滿充實，上沿未置邊線，意在說明我們有了堅實的國力，繼往開來將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國陶印，是以陶為料鐫治陶文的藝術，說通俗點，就是用土陶作材料制印。陶印由于質地粗糙，制印的效果具有朴實的美、古拙的美和殘缺的美，生動自然，异趣天成。這正好對應了現代人向往回歸自然的心理需求。考古代陶印，一般都是單個字，周又郎先生在此基礎上大膽創新，融入現代意識，突破一字一印的框架，變由几個甚至几十個字組成“長篇巨印”。比如鐫刻的《日本長壽歌》，10方陶印容納了40個字的內容，用了10种字体。這樣的長篇巨制還有《孫中山遺囑》和《文天樣正气歌》等陶印。周又郎先生使斷代絕跡2000多年的古老陶篆藝術重放异彩，成為當代陶印的創始人。

載于《收藏》2001年第3期 總99期